绝种龟壳税与一只老龟-绝种龟壳

刘建国接到税务局电话的时候,正在给便利店货架上货，他以为是诈骗，差点挂断，直到对方报出他的身份证号、店铺注册信息，甚至上个月卖了多少包槟榔的精确数字，他才意识到——这是真的。

“通知您一声，按照最新颁布的《珍稀动物遗产保护法实施细则》，您需要在月底前补缴‘绝种龟壳税’，根据您名下流动资产估算，应缴金额为三万七千元。”

“什么是绝种龟壳税？”

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,似乎在翻找文件：“该税种于去年十二月由财政部与自然资源部联合设立，针对在私人场所发现或保存的、属于已灭绝龟类物种遗骸的持有行为，税率根据龟壳完整度、年代、以及持有者经济状况综合评定。”

刘建国没太听懂,但听懂了最后那几个字：三万七。

“我没有龟壳。”他说。

“您有的。”

电话挂断了。

当晚,刘建国翻箱倒柜，把便利店仓库里的四十几个纸箱全拆了，也没找到任何龟壳，直到他母亲打电话来催他回老家过年，他才猛然想起——三年前他爸去世，骨灰盒就是买的一个形制古朴的龟壳样式，那是个仿品，树脂做的，他妈图便宜，在镇上棺材铺花八十块钱买的。

但税务局说他的是真品。

春节回家,他特意翻出父亲的骨灰盒仔细端详，树脂龟壳摸起来温润而沉重，龟背上的纹路细密对称，像是天然形成，他翻过来看底部，发现有依稀可见的刻字：“拟澳龟，南太平洋，最后确认活体标本采集于1962年。”

他上网一查,拟澳龟，1975年正式宣布灭绝，而他爸的骨灰盒，竟然是用一只真拟澳龟壳制成的。

后来的事情发展得极快。

先是税务局的人上门,他们带着专业鉴定仪器，对照全世界已知的二十一只拟澳龟壳标本档案，确认刘建国手里的这个，是第二十二只，专家们激动得几乎落泪，声称这是本世纪最重要的龟类学发现之一。

税单来了。

然后是罚款,接着是滞纳金，再然后是“历史税”——税务局通过技术手段回溯了三年的持有期，算出这笔龟壳在他手中已经存在了三年，按照规定，这三年每年都要补缴。

刘建国算了算,加上律师费，已经欠了将近十五万。

“要不……咱们不要这个骨灰盒了？”他试探着问母亲。

七十岁的老太太难得地沉默了很久,最后她说：“你爸在里面。”

拟澳龟壳身价一夜暴涨,拍卖行打来电话，说如果愿意出售，底价可能在三百万以上，但刘建国买不起那个壳——准确地说，按照新出台的《珍稀物种遗产保护条例》，私人不得买卖已灭绝物种遗骸，这个壳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，他只是代为保管，甚至没有处置权。

换句话说,他既不能卖，也不能扔，更不能把它埋了——因为按照规定，“持有者必须确保龟壳处于适宜环境中，温度控制在18-22摄氏度，湿度保持在50%-60%，每月检查一次外观变化并上报文物部门”。

而这一切费用,必须由他承担。

年三十晚上,刘建国和母亲对着一桌凉掉的年夜饭沉默，饭桌上供着父亲的骨灰盒，此刻看起来不再像是个容器，而像一个审讯室，客厅墙角装了恒温恒湿监测仪，每隔十五分钟“嘀”一声，提醒他们这是一笔不可撤销的负债。

后来刘建国找到了解决法子。

他提出一个名叫“龟壳共享计划”的方案：凡是拥有绝种龟壳的人，可以把龟壳交给博物馆托管，如果博物馆同意接收，持有者仅需支付少量管理费，不再承担“持有”所产生的全部税费。

一夜之间,全国各地的镇宅龟壳纷纷现身，大多数是假的，是借着这股风潮编造出来的，但在那些真假难辨的申报单中，真品出现的数量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，人们惊讶地发现，原来这么多年来，那么多灭绝龟类的遗骸，就一直安静地躺在老人家衣柜顶上、客厅博古架底、祠堂神龛下面，像某种沉默的见证者，见证着一个物种离开，又见证着它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重新进入人类的账本。

刘建国最终把那副拟澳龟壳捐给了国家自然博物馆,博物馆免除了他全部税费，还给了他一面锦旗，他父亲被移进了普通的骨灰盒，花了六十块钱买的，纯木质，带雕花，普通得很。

去办手续那天,刘建国最后一次抱起那副龟壳，隔着透明的真空柜，他第一次认认真真地观察它，龟壳的纹路已经有些泛黄了，左侧边缘有三道不规则的裂痕，仿佛一道被遗忘的伤疤，他还注意到，壳的内壁隐隐刻着一行极小的字，像是英文，像是某个人名和日期。

“1962年11月，悉尼。”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采集者留下的标记？是某个研究员的签名？又或者是——这只龟在最后一刻，曾经属于某个想过要留住它的人？

那段记录的来历已经无从考究了,也无人感兴趣，人们只关心它值多少钱，该交多少税，能不能放进国家博物馆的恒温展柜里，至于这只龟活着的时候去过哪里，见过什么，为什么最终会变成一个骨灰盒，没有人问，也没有人知道。

刘建国离开博物馆的时候,看见大厅的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着最新公示：截至当天，全国已登记绝种龟壳共四十七件，预计今年税收将因此增加一千两百万。

他走出大门,头顶是一块巨大的广告牌，上面画着一只极漂亮的龟壳，旁边写着一行宣传语：“绝种的意义，在于价格。”

他站了一会儿,离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