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州，运河畔的温润之地，我的记忆里却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恶棍。常州恶棍

他并非面目可憎、欺行霸市的街痞，恰恰相反，他穿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皮鞋永远擦得锃亮，头发一丝不苟地三七分，他是我们那条巷子里最有学问的人，据说读过很多书，能背整段的《岳阳楼记》，他总爱在傍晚，搬一把竹椅，坐在巷口的老槐树下，给围拢的孩子们讲故事，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。

孩子们都叫他“徐先生”。

在我们眼里,徐先生是天使，而非恶棍，他教我们认字，用树枝在泥地上写“天地玄黄”；他为我们修补课本，用牛皮纸和浆糊，比新书还要结实，直到现在，我写字的正确姿势，还得益于他当年严苛的纠正。

在大人嘴里,他是彻头彻尾的恶棍。

谣言的种子不知是谁种下的,却在唾沫星子里疯长，他们说，徐先生年轻时犯了大事，是个“道德败坏”的人，被发配到我们这里“改造”，具体是什么事，没人说得清，只留下一个模糊却极其肮脏的背影，家长们严禁孩子靠近他。“他肚子里坏水多着呢，别学坏了！”母亲总是一把拽走我，仿佛徐先生身上带着瘟疫。

我见过那“恶棍”的恶。

一个雨夜,隔壁李婶家的傻儿子跑丢了，全家急疯了，是徐先生，披着一件破雨衣，在城郊的野地里找了整整一夜，把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背了回来，李婶接过孩子，浑身湿透的徐先生抹了把脸，眼里是劫后余生的欢喜，可第二天，谣言又换了花样：“他那么上心，指不定那傻小子就是他的种！”

最让我难忘的,是那个叫春生的孩子，他因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，走路一瘸一拐，总被同龄人欺负，徐先生却像是没看见那残疾，教他下象棋，给他讲《水浒传》里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豪气，春生后来成了我们那条巷子第一个大学生，临走前，他哭着给徐先生磕了个头，而“恶棍”只是摆摆手，用他那低沉的声音说：“去吧，孩子，你腿脚不便，但脊梁骨要挺直。”

大人们依旧在背后指指点点,说那孩子之所以能上大学，是因为徐先生“走了歪门邪道”。

徐先生从未辩解,他像一块沉默的石头，任污水泼身，却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尽着一份看似微不足道的责任，他继续讲他的故事，写他的字，修他的书，他就像运河边一棵歪脖子的老榆树，姿态不美，甚至有些丑陋，却用他那并不茂盛的枝叶，为树下的小草遮挡过烈日和风雨。

多年后,我离开常州，去更远的地方读书、工作，关于徐先生的记忆，也随之沉入运河的河底，偶尔泛起一点浑浊的波澜。

直到前年,一则旧闻的翻新，才让我看清了那浑浊的真相。

原来,徐先生年轻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中学教师，他班上有个女学生，因家庭变故要被迫辍学，他爱才心切，四处奔走，最后甚至变卖了自己唯一的家传玉佩，凑够了学费，女学生得以继续学业，后来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医生，在那个小城，一个单身男老师资助一个漂亮女学生，这件事本身就是“原罪”，流言蜚语像毒蛇一样缠绕上来，他被扣上了“道德败坏”的帽子，失去了工作，被送到常州“改造”。

女学生曾为他作证,但无济于事，他拒绝了女学生的任何回报，从此沉默地生活在常州这条不知名的巷子里，一待就是大半生，他所谓的“改造”，其实是自我放逐，他用一种近乎悲壮的方式，与那个强加给他的“恶棍”身份对抗——他偏要以一个“恶棍”的身份，去做那些善良的事。

原来,真正的恶棍，是那些借道德之名，行毁灭之实的谣言和偏见，它们披着正义的外衣，挥舞着无形的镰刀，收割了一个人的青春、才华和理想，只留下一个被风干的名字。

最后一次听闻他的消息,是一个黄昏，邻居说，徐先生走了，很安详，他的遗物很简单，只有几箱书，和一张泛黄的、当年那个女学生寄来的照片，照片背后，是一行娟秀的字：“徐老师，我毕业了，感谢您。”

那天,运河上起了雾，水汽氤氲，我仿佛又看到那个穿中山装的背影，坐在老槐树下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还是那低沉的嗓音：

“孩子，我叫徐衡，并非恶棍。”

声音很轻,却在我心里炸开一片惊雷，震落了积攒多年的尘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