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中的旅行者-舅舅和外甥的关系

舅舅这个词对我来说，更像一个季节性的符号，他从来不长住，只在每年春节前后出现，像个准时的旅人,带着外面的风尘和故事。

小时候，我总觉得舅舅和我们家的人不一样，爸爸总是板着脸，话不多，每天下班回来就瘫在沙发上看新闻，舅舅不同，他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缝，说话时喜欢拍拍我的肩膀，手掌厚实温暖，妈妈说舅舅年轻时去过很多地方，深圳、上海、北京，甚至还去过西藏，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一颗种子——原来一个人可以走那么远。

每年腊月二十八，舅舅会准时出现在我家门口，他总是背着一个旧得发白的帆布包，穿着褪色的冲锋衣，脸上带着长途跋涉后的疲惫，却还是笑着揉我的头：“又长高了，快赶上舅舅了。”我妈会抱怨他又瘦了，唠叨他该找个安稳工作，再成个家，舅舅只是笑，从帆布包里掏出给我带的礼物——有时是一本缺了角的书，有时是一个会发光的弹力球，偶尔是一张明信片,背面用钢笔写着某座陌生城市的名字。

我们之间的相处很短暂，却异常珍贵，舅舅会教我用打火机玩不会烧到手的把戏，会告诉我怎么判断河水能不能喝，会指着夜空告诉我哪颗是北斗星，他从不问我考试成绩，也不催我写作业，在那个被分数和补习班填满的童年里，舅舅像一阵意外的风,吹开了我生命里另一扇窗。

有一年夏天，舅舅破天荒地没有在春节回来，而是七月某个闷热的午后突然出现，白天他在屋里睡大觉，晚上就带我去城郊的河边捉萤火虫，河边的风吹散了一天的热气，舅舅卷起裤腿站在浅水里，手里拿着一个玻璃瓶，里面有十几只萤火虫在发光，他说：“你看，它们的光不是最强的，但在黑夜里就够了。”那天晚上我们坐在草地上聊到很晚，舅舅告诉我，他在青海湖边看过最亮的星空，在沙漠里听过最静的风，那些遥远的地方,对他来说就像我家门口的菜市场一样熟悉。

后来我上初中了，舅舅回来的频率更低了，有时候两年才回来一次，身上的冲锋衣换成了新的，但背的还是那个旧帆布包，他开始有白头发了，笑起来眼角的皱纹更深了，我们之间的对话也开始变长，他会问我读什么书，喜欢什么音乐，有没有想过将来去什么地方，我妈说舅舅老了，该安定下来了，可我知道，舅舅不是不安定,他只是选择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。

最后一次见舅舅是我读高二那年春节，他瘦了很多，说话时偶尔会咳嗽，却还是坚持要带我去爬山，我们爬上城郊那座并不高的小山，站在山顶上，他指着远处模糊的城市轮廓说：“你看，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的大多了。”我问他什么时候走，他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不走了，这回真不走了。”我当时没听懂这句话的重量，后来才知道舅舅那段时间已经查出病了,只是谁也没说。

从那以后，舅舅真的没有再远行，他住在我家，每天坐在阳台上晒太阳，看着窗外的梧桐树发呆，他教我用他的旧相机拍照，教我辨认各种鸟叫声，那些以前只在故事里出现的地方，他再也没有提起，妈妈问他有没有遗憾，他摇摇头说：“看够了。”我在他床头发现一张泛黄的地图，上面的每个城市都有笔划过的痕迹,像是他的人生轨迹。

舅舅走的那年秋天，梧桐叶还没落完，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，发现了那个旧帆布包里的一本笔记本，里面密密麻麻写着他去过的地方，遇到的人，看到的事，最后一页只写了一行字：“外甥，替我看看这个世界。”

今年我已经大三了，寒假回家过年，饭桌上少了舅舅，爸爸难得提起他，说舅舅这辈子活得自在，妈妈只是默默往我碗里夹菜，我看着窗外，突然想起那年夏天河边的萤火虫，它们的光确实不强，但在黑夜里,足够了。

原来舅舅和外甥之间，从来不需要太多朝夕相处，有些人的存在就像远方的灯塔，你不一定能看见他，但你知道光亮就在那里，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像舅舅那样走遍天涯，但我知道，所有的旅程最终都会回家，舅舅用他的人生告诉我，真正的远行不是为了离开，而是为了最后能好好领会,什么叫归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