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后的翻滚-翻滚俱乐部
凌晨一点四十七分,手机屏幕亮了,是那串没有备注的号码,三年没亮起过,但我从没删过。

“老地方。”
我盯着这两个字看了很久,窗外那棵梧桐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,我知道,该来的终究要来,披上那件磨得发白的外套时,我突然发现——袖口已经没有需要挽起的编号了。
那是二零二零年的秋天,我第一次去“翻滚俱乐部”。
说是俱乐部,其实就是东郊一个废弃的厂房,铁门锈得不成样子,推开时吱呀作响,里面却别有洞天,霓虹灯管缠绕在钢架上,蓝的、紫的、红的,像把夜市的魂儿都收进来了,地板上铺着一层厚厚的海绵垫,边缘处已经磨出了黑色的补丁,踩上去软绵绵的,像是站在沙地里。
当天的教练是个四十来岁的秃顶男人,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对襟盘扣衫,脚踩一双老北京布鞋,他自我介绍说姓陆,让我们叫他陆叔。
“我们这些翻滚的人,都是不甘心就这么倒下的。”陆叔说这话时,环顾了一圈我们这些刚被生活踹翻在地的人,他的眼睛很亮,像煤块里烧出的火。
那是武汉封城后的第七个月,我失业了,存款见底,前女友的婚纱照正躺在别人的朋友圈里,我坐在这座城市凌晨三点的出租屋里,觉得自己像一截燃尽的烟蒂,连掉落的姿势都失去了意义。
然后我发现,原来所有人都一样。
大刘,前烧烤店老板,店关了,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,小孟,应届毕业生,投了两百多份简历,面试通知只有三个,还都黄了,燕子,公司倒闭后去做外卖骑手,第一天就被投诉了三次,老吴,干了二十年的公交车司机,查出腰椎间盘突出,被公司劝退了。
“翻滚不是让你站起来,”陆叔说,“是让你学会怎么摔倒。”
他教我们怎么肩背着地,怎么把身体的重量依次传送到脖子、肩膀、背心、腰胯,我们笨拙地模仿,像一群旱地上的企鹅。
“摔倒是有方法的。”他纠正我们的姿势,“要顺着劲,别拧着,身体要软,心要硬。”
我第一次做前滚翻时,后背狠狠撞在地上,疼得眼泪都出来了,陆叔走过来说:“记住了,痛是你的老师,不是你的敌人。”我躺在地板上,看着天花板上的斑驳,忽然就哭了,但眼泪没有声音。
后来的日子里,我慢慢掌握了要领,我的后滚翻已经能完美收腿,侧滚翻时双臂的弧度也流畅了不少。
我还记得那个夜晚。
那是北方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,我穿着那件发白的外套——袖口上,编号“47”的红线还一针一针地绣着,那是俱乐部的标志。
那天晚上,陆叔一反常态地没有让我们翻滚,他把所有人叫到一起,坐在霓虹灯下,开始讲他的故事。
“二十年前,我还被人叫小陆。”他靠着墙,影子被灯光拉得很长,“上海陆家嘴,债券交易员,一个月工资能在浦东买两平米,三十岁那年,查出了脊髓空洞症。”
那种病,脊髓里会慢慢长出洞来,站久了腿发软,坐久了背发麻,医生说三年后他会坐轮椅,五年后只能躺床上。
“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三个月。”他说,“每天都在想,该怎么去死。”
但他的母亲,一个一辈子没出过县城的农村妇女,每天坐绿皮火车往返上海与老家,给他带来各种奇怪的东西——土方子、偏方、不知名的草药,后来还带来一本发黄的线装书,是她年轻时在镇上学武的笔记。
“翻开那本书,第一页写着四个字——学会倒地。”
陆叔说,中国传统武术里,真正的功夫不是打人,而是摔倒,一个人在战场上能不能活下来,不是看他能不能打赢,而是看他倒下之后还能不能起来。
“人生就是一场会不断摔倒的战斗。”他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,“学会了摔,你就学会了生。”
一个月后,他把上海的房子卖了,回了老家。
他在县城开了家早餐铺子,每天凌晨四点起来和面,面要和得软,摔得响,才叫好面,他一边揉面,一边练基本功——前滚翻、后滚翻、侧滚翻、肩滚翻。
“你们知道吗,面团在案板上翻腾的时候,和人在海绵垫上翻腾的时候,是一样的。”陆叔说,“都是在和地心引力作对,又都是顺着重力在走。”
七年,他揉了七年的面,练了七年的翻,他的脊髓里的洞没再扩大,身体没有瘫痪,倒是他的早餐铺,因为面好,生意越来越红火。
后来他回到城里,开了这家翻滚俱乐部,每个被生活击倒的人,都能来这儿学着怎么摔、怎么起、怎么把伤痛变成力量,而不是负担。
“我们这里的每个人,”陆叔看着我们,“都是在翻滚中学会了走路。”
那次聚会后,他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“翻滚目标”,就是在练习的时候默念的一句话,大刘念的是“再开一家店”,小孟念的是“找到工作”,燕子念的是“做到零差评”,老吴念的是“多开两年车”。
每个人在垫子上翻滚时,都像在和地心引力对话。
我记得燕子那次练到凌晨,浑身湿透,最后一滚差点摔倒在边缘,我扶住她,她的眼神是湿的:“你知道吗,客户骂我的时候,我就想,大不了在地上滚一圈。”
一年后,大刘的烧烤店重新开张,我去了,他特地新设了一道菜叫“翻滚羊肉串”,烤得外焦里嫩,那天他喝了不少,红着眼眶对所有人说:“羊肉串在烤架上的时候,其实也在翻滚,被火烤过的,才香。”
小孟后来考上了一家公司的运营岗,给部门起了个名字叫“前滚翻小组”,据说还拿了一次优秀团队,燕子的差评率降到了全区域最低,平台给她发了“金牌骑手”勋章,老吴换了份工作,在一家专科学校当驾驶教练,腰椎间盘居然慢慢养好了。
至于我,我开了一家“翻滚工作室”,教那些刚入职场的年轻人——怎么在会议上面对质疑,怎么在项目失败后复盘重来。
我曾问过陆叔:“我们还要翻多久?”
他想了很久才开口:“翻到躺下去的那一天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活着,就是站不稳的。”
凌晨两点的出租屋里,我看着那堵墙,上面还留着我练习时撞出的痕迹,墙上钉着一张纸,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:“翻滚是一种选择,你可以选择躺下,也可以选择翻过去。”
我选了后者。
车子停在那个废弃厂房前时,我愣了。
铁门大开着,里面的霓虹灯还亮着,但地上那块磨得发亮的海绵垫不见了,陆叔站在门口,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对襟盘扣衫,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子。
厂房的墙上,整整齐齐地挂着十七件外套,每件的袖口都绣着编号。
“去年查出肝癌,晚期。”陆叔喝了口茶,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,“我把俱乐部关了,跟孩子们说,陆叔累了,要歇歇了,他们都不肯,说要把俱乐部继续办下去。”
“我拒绝了,不是不想,是不能。”他说,“俱乐部不是房子和垫子,是人心里的那个姿态,你有了,走到哪儿都是翻滚,你没有,这厂房就是1000平的废墟。”
他沉默了一下,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件崭新的外套递给我,袖口上,金色的数字“01”在灯光下微微发亮。
“你是第一个来的,也是最后一个走的。”
手机嗡嗡响了一声,我低头看,群里炸了锅。
大刘说:“陆叔,兄弟们都在,你别多想。”
燕子说:“陆叔,你等着,我明天请假回来。”
老吴说:“老陆,你这就有点不厚道了,说好一起翻到老的。”
小孟说:“陆叔,当年你说的话还算数吗?你说,只要人在,俱乐部就在。”
我擦了把眼睛,把手机塞回兜里,把那件写满编号的旧外套脱下来,小心叠好,换上了那件崭新的“01”。
陆叔笑着看着我:“你还记得怎么翻吗?”
“一辈子也忘不了。”
“那咱们开始吧?”
我点点头。
我们在地板上相对而坐,凌晨三点的月光从破窗里打进来,照亮了飞扬的尘土,陆叔先在水泥地上缓缓翻了个身,动作有些僵硬,有些吃力,但依然流畅。
然后是第二个,第三个,第四个,他的身体在夜色中画出缓慢的弧线,像个旋转的星系,像是要卷起整个宇宙的尘埃。
我跟着翻了起来。
在破旧厂房的霓虹灯下,在西北城市萧瑟的风里,两个男人在地板上不停地翻滚着,一次,两次,三次,像是要把所有的过去都翻过去,要把所有的未来都翻过来。
这一夜,城市在睡觉,世界在睡觉,而我们在翻滚。
我停下来,陆叔也停下来,他躺在灰尘里,看着破洞的天花板,忽然说了一句话,声音很轻,但在这寂静的厂房里,却听得清清楚楚:
“我们都是翻滚的人,被命运踹到最底处,却还舍不得这凡俗的一生。”
我躺在他旁边,深秋的风从四面八方涌进来,远处传来火车经过的声音,高亢而悠长,时间在那一刻凝固了,又好像在那一刻开始了新的转动。
活着嘛,就是不断翻滚。
陆叔,记住了,我们永远是您的47个人。
那晚之后,群里就再没见过陆叔说话。
后来燕子说,陆叔临走前,把他的茶叶都分了,每人一小包,用牛皮纸包着,上面写着四个字:趁热喝了。
大刘问他,你不喝了吗?他说,我一个人喝,总归是凉的,你们替我热着就好。
小孟问他,还记不记得那晚你教我们的最后一招,他说,不是最后一招,是下一招,人生没有最后一招,只有下一招。
老吴问他,你那本破书呢,上面到底还写了什么,他说,写了八个字:摔倒也好,爬起来也好。
我把那包茶泡了,热气腾腾的,茶色澄亮,喝了一口,很苦,但有些回甘,像极了翻滚的滋味。
后来,再后来。
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。
天快亮的时候,我恍惚听见陆叔的声音:“小吴,再翻一个?”
我翻了一个,动作有些生疏了,但舒展得很开,像是要把所有的痛都翻出来,晾在晨光里。
“很好。”他又说,“以后每一次倒地,都是你翻滚的起点。”
然后厂房里安静了,只有风还在吹,只有那些霓虹灯还在低声嗡鸣,像在哼唱一首歌。
一些活着的人,在继续翻滚。 一些倒下的人,在完成最后一场翻滚。
陆叔,你用最后那四个翻滚告诉我们——每个敢于倒地的人,都值得再活一次。




